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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11”十五年|恐怖主义威胁成为“新常态”,谁之罪?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6-09-13 07:38|来源:www.bzqczd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“911”十五年|恐怖主义威胁成为“新常态”,谁之罪?

(原标题:“911”十五年|恐怖主义威胁成为“新常态”,谁之罪?)

“911”事件是世界恐怖主义的“巅峰之作”,深刻影响了世界安全形势和反恐怖格局。国际社会花费了数万亿美元、数千人死亡的代价,不仅没有解决或削弱恐怖主义的威胁,反而有越反越恐的趋势。一个基地组织被打倒了,但是“伊斯兰国”等恐怖组织反而逆势崛起,取代了基地组织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。这让国际社会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目标的反恐怖战略,基本沦为泡影。2016年7-8月,在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行反恐怖研讨班上,来自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代表得出两个基本结论:国际恐怖主义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。在过去,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主要源于巴以冲突、阿富汗战乱和中东危机,主要成员来自于参与这些战乱的阿拉伯裔极端分子。先是阿富汗战士为主,后来是伊拉克战士为主。但是现在,恐怖主义一方面在中东地区积聚力量,呈现出恐怖主义“中心”不断加强的趋势。但人员构成则更加多元,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。传统的恐怖活动中心是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。而现在,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、尼日利亚等国的恐怖主义形势不断恶化,成为新的中心和恐怖活动策源地。在欧洲和国家,很多恐怖分子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中东“恐怖主义中心”的建设过程,仅仅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到相关信息和技能,就完成了恐怖主义化的过程。这种本土型恐怖分子,还导致恐怖主义草根化现象,使得各国反恐怖部门更难应对,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犯罪或可疑记录,属于。在过去,恐怖分子受到通讯工具和交通手段的限制,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还是有限的。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,尤其是新一代私密性很强的社交媒体的涌现,恐怖分子借助网络实现了快速的、高效的、也相对更加安全的全球扩张。目前,绝大部分的恐怖活动,尤其是恐怖主义宣传、人员招募、资金筹集和恐怖活动策划,都主要通过网络完成。网络的虚拟性和国际性特征,使各国反恐怖部门面临更多的技术和法律挑战。宗教极端主义、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等,仍然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。其中尤以宗教极端主义为甚。自“9·11”事件以来,发生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事件,占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70%左右,其中80%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关。并且,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涉及到世界主要的宗教类型。恐怖主义根源的分布,还具有地区性特征。在南亚、中东、北非和次撒哈拉地区,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。在亚太地区,宗教极端主义型恐怖事件,大约占恐怖事件总量的40%左右。而在世界其他地区,极端意识形态和民族分裂主义则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。从恐怖活动手段来看,爆炸、尤其是自杀式爆炸依然是主要的恐怖活动手段。自“9·11”事件以来的15年里,爆炸占恐怖活动手段的数量,大多都在50%以上,个别年份还会超过60%。在恐怖爆炸事件中,以自杀式恐怖爆炸活动更为剧烈,心理和政治影响也更大。仅仅在2014年,超过4300人死于自杀式恐怖活动,涉及15个国家,其中主要是自杀式爆炸活动。从反恐怖的视角来看,虽然15年的国际反恐怖运动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,甚至还有可能是“越反越恐”。但实际上,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在很大程度受到世界反恐怖力量的影响。一般来说,反恐怖力量越强、超团结,恐怖主义力量就越弱小。从“9·11”事件爆发到2005年,在美国领导之下的国际反恐怖同盟体系高度团结一致,将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压缩到很低的水平。这表明恐怖主义威胁是可以“反”的,并非势不可挡。2003年,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,分裂了后“9·11”时代的大国关系,大国间竞争与矛盾开始超过反恐怖合作议题。而美国在连续赢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胜利以后,也有点得意忘形,试图借机重整国际格局,推行美国式制度和理念,忽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重建工作。美国的这一战略失误削弱国际反恐怖力量,给予恐怖主义势力可乘之机。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,美国更加彻底地改变了反恐怖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,把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等的传统安全“威胁”列为首要目标,进一步分裂国际反恐怖阵营,导致世界反恐怖安全局势的普遍恶化。“伊斯兰国”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,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,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。当今世界处于国际政治转型期、世界经济困难期和意识形态转型期,各大国忙于应对这些挑战,无力或无意应对恐怖主义威胁。国际政治格局转型是理解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形势恶化大背景。而新兴大国则一方面力量不足、经验有限,还要应对来自守成大国的打压,无力也无心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。世界经济处于困难阶段,导致很多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下降。尤其是一些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,收入锐减,民众福利开支等也受到影响,社会问题集中暴露,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更加“深厚”。在一些国家,尤其是一些中东国家,更是已经呈现出经济困难与社会动乱之间的恶性循环。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都处于转型期。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,在信息革命的催化之下,传统代议制民主的精英治理模式,受到来自各国草根群体的普遍挑战,精英民主有向大众民主或民粹政治过渡的可能。反权威、反主流、反现存秩序在很多国家变成一种流行文化。美国大选、英国脱欧公投等,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意识形态乱局的体现。恐怖主义本身也属于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一部分,并从中得到丰厚的营养。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恶化,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根源,是大国斗争、经济衰退和意识形态混乱的综合产物。因此,仅仅把目光紧盯在恐怖主义身上,是解决不了恐怖主义问题的。国际社会、尤其是主要大国,要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,放到整体上解决国际政治矛盾和重振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去分析,才有可能在根源上解决或减轻恐怖主义威胁。(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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